cheap air max shoes
当前位置: 首页 >> 学术交流 >> 正文

陈平原: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

时间:2016-03-24 17:45:48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
【核心提示】即使是北大校园,大家急匆匆走路,都像在赶地铁。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、学生们也都没有“悠闲”,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,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,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“职业培训”了。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,实在让人担忧。

  问:我们的调查显示,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。老师的压力源,科研排第一,教学排第二。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,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,很多人都在忙。有忙着报销的,有忙着去结项的,在这样的情况下,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。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?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?答:原因有很多,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,是否有细分受访者的专业?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,不要一锅煮。比如说,有的专业期待天才少年,有的专业出大成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。你做数学研究,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静,就不用再做了;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,四十岁才刚开始呢。所以,不同专业对待“少年才俊”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另外,不同时代的年轻人,“脱颖而出”的概率不一样。现在的学生要出头,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。我是七七级大学生,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。我们那一代人“出来”很容易,只要有才华、肯努力,就有机会。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,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,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。而现在,整个社会的学术、思想、文化等都处于“平台期”—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,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。“平台期”年轻人的出头,肯定比变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。问:大背景是这个样子,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?答: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,有学术上的、有生活上的、有教学上的、更有整个社会以及周围环境的,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。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,哪些是属于社会的问题,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就能做主的。我说过,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“分裂”状态。以前,我们习惯说“知识分子问题”,认定那是一个“同呼吸共命运”的特殊群体,现在不是这样了。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,不同地区、不同大学、不同专业的教授,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,已经“不可同日而语”了。比如,同在北大教书,做人文学的,与做经济、法律的,趣味很不相投。这边嘲笑那边“迂腐”,那边嘲笑这边“浅薄”,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。

  这是大的背景,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。比如,以项目制为中心、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,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。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,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、快出活、多出活,而不是“出好活”。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,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、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,很容易被边缘化,甚至被甩出轨道。当然,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,只是这样的“小聪明”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与创新。

  目前中国大学,无论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,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,大家疲于奔命。很快地,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,数字也上去了,大学脸上有光,但整个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。我曾经引用梅贻琦、潘光旦的《大学一解》,说为什么大学非要有“闲暇”不可,就因为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物之盛,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,非有闲暇不为也”。而现在的状态,即使是北大校园,大家急匆匆走路,都像在赶地铁。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、学生们也都没有“悠闲”,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,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,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“职业培训”了。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,实在让人担忧。问:难道北大也是这样吗?答:北大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,一直在抵抗这种数字化的考核制度。其实,一个好的学者,不一定写那么多论文。我曾引用钟敬文先生晚年的话,他说他活了将近一百岁,一辈子也就三五篇好论文。如此自嘲,意在提醒那些在“量化指标”驱赶下拼命赶工的现代学者,悠着点,慢工方能出细活。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篇自己满意且在学界有影响的好论文,这就很不错了。而现在,要是一年只写一两篇文章,会被领导批评乃至惩罚的。问:那学校肯定饶不了你了。答:现在中国学界,过分看重数字,间接鼓励粗制滥造,这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。既然谁都明白,为何不实事求是,给老师们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?这就是评估体系闹的。你当领导,就得肩起责任,努力抗拒这个潮流,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,甚至被撤职,也在所不惜。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问: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?答: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时,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,三年内不许写文章;即便写了,也不要发表。有些人很努力,希望早出成果,那他会很不高兴的。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,有这个权威,大家听他的。而且,这么做也有道理,逼着你认真读书,沉潜把玩。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,也认定研究生在读期间没必要发论文。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、赵园、吴福辉、凌宇、温儒敏等,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论文的。因为念研究生这几年,允许你心无旁骛,拼命读书,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。现在可好,硕士生、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,整个学习状态完成变了。我以前指导研究生,也是让他 / 她们多读书,勤思考,少写作,不一定非发表不可。现在不行了,扛不住了,因为很实际的问题—学生找工作需要“靓丽”的成绩单。以前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,认定你质量有保证,肯定行。现在各大学为了“公平”起见,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。人事干部只能数你有多少篇文章、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发的。今年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发文章的“级别不够”,可我知道他的实际水平,给对方院长写信,答复是:我们相信你的判断,可人事部那边……

  问:现在是看着您的面子也不够了。

  答:最后两边努力,还是有比较好的结果。在国外,博士论文答辩前,不允许部分章节提前发表;而在中国则相反,答辩前必须多发几篇—而这往往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,答辩委员会缺乏自信,把发现人才、裁断论文的工作,部分交给了杂志社编辑。总之,当下中国大学,问题多多,危机重重。有的问题是衍生的,有的则是主导性质;在我看来,最为关键的是高校的“大跃进”,以及与此相关的评估体系。过多的评奖、过多的评估、过多的考核、过多的行政干预,导致今天中国大学的诸多乱象。我再三说,此举受害最深的是青年教师。因为五十岁以上的教师,或者足够好,考核不考核无所谓;或者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,我就是这个样子,你还能拿我怎么着?四十岁以下的教师,一方面还有朝气,还想往上走,不愿意就此停下来;另一方面呢,学校压给他 / 她们的任务比较重,因而心力交瘁。除了升教授等现实层面的考虑,人在四十岁以前,还是有一些理想性的。无奈,现实就是这个样子……说到这个问题,很多人举薪水低作为例子。我承认这是个问题,但平心而论,高校里的年轻人,待遇还是可以的。你们看一下我编的《筒子楼的故事》,很多北大学生看了流泪,说没想到老师你们当年是这么走过来的。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生活好,但所谓“一步到位”是不现实、也是不合理的。年轻教师之所以觉得委屈,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期待以及周围环境的压力。比如说,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的教授,没有迅速致富的条件,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。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不允许你“炫富”。你真这么做,周围的人会看不起你的,哪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当然,即便今天,像北师大那位“炫富教授”,也只能说代表了一种趣味。这“趣味”基本上不属于人文学者,只有商学院的教授才说得出口。西方著名大学商学院的教授,也比文学院教授挣钱多,但他们一般比较低调,绝对不敢如此炫耀。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出问题,过于崇拜金钱,这是高校教授感到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我不想把大学里的青年教师说得特别惨,那不符合实际。教授薪水不高,但有象征资本。比如说,“北大教授”这个牌子,本身就给他 / 她增光不少。即便你比较穷,大老板也不敢看不起你。所以,不能把教授工资低这个事情说得太过分。但另一方面,作为政府,你有责任让教师及科研人员比较体面地、有尊严地生活。我说的不是“富裕”,而是“体面”具体说来,就是衣食无忧。其实,我更想说的不是钱,而是职称。这对青年教师的伤害更大。在大学里,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,尤其是副教授,正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,应给他们创造好的生活及科研条件。再年轻一点,还处在学习阶段,积累不够;而过了五十岁,尤其是出名之后,各种社会活动太多,会影响思考和研究。年纪再大点,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所以,四十岁是一个人心智成熟而且还有理想的时候,最值得期待。各大学情况不一样,北大青年教师的最大压力不在薪水,而在职称评定。不知道你们大学的情况怎么样?

  问:压力也非常大。

  答:据说,北大教师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龄是这样的:自然科学三十八岁,社会科学四十三岁,人文科学四十六岁。换句话说,你在北大教书,大部分人要熬到四五十岁,才能评上正教授。我知道各大学不一样,有的为了抢人才,三十岁就给你正教授。像北大中文系,积压的人才多,很多人熬到五十岁才能过关,这有点残忍。并非所有的教师都能评上教授,但对好学者来说,早点评上正教授,心理状态及生活环境都比较稳定,那样才能定下心来做大的研究。我记得申请重大课题时,副教授有限制,是不是?

  问:副教授可以申请一般课题,但不可以申请重大课题。

  答:我给学校提建议,晋升职称应该像国外大学一样,采用“评审制”而不是“名额制”。只要你足够优秀,你就可以提出申请,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学去匿名评审,通过了就提升;通不过,不只升不了,说不定还要走人。你自己判断,有把握就提出申请。现在台湾、香港的大学也都是这么做的。老师们都很刻苦,要到国内外学界去竞争,压力很大,但那基本上是学术上的压力,跟人事什么的没多大关系。

 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“名额制”给你这个单位多少晋升教授的指标,然后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。这里有学术因素,有人情因素,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换。这样一来,有才华且有个性的青年教师会觉得特别痛苦。为什么只给你这么几个指标呢?因为比起其他大学来,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;而在北大内部,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。可你放眼全世界,通常好大学的教授比例都比较高。你要用行政手段,把这个比例压下来,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。我接触过很多北大年轻教师,最关心的不是钱,而是职称。对他们来说,这是一种荣誉我做这个工作,到底值不值得,是否得到学界及同事的承认;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,我上不去,会很伤心的。然后,你到全国各地开会,发现阿猫阿狗全都成了教授,就我还是个讲师或副教授,当然很伤自尊心。

  因为采用名额制,使得我们这些当系主任的,每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,感觉特别不好。你必须仔细考量,有人工作时间很长,有人所从事的专业人才稀缺,有人年轻但成绩非常突出,你该怎么选择?而且,不是你说了算,那么多学术委员会委员,各自思路不一致。每回的评审结果,不全是学术判断。评审中,人情占很大因素—你不知道是否有人“打过招呼”,这个人是否走过“后门”,那个人又是和谁更要好。总之,这么做,互相猜疑,内耗不少。学校好办,让人事部核定教师人数,拨名额,院系你自己去解决吧,“打”完了再往上送。这么一来,系主任是有权力了,可以上下其手,可我心里很难受,老觉得对不起有才华的老师。因此,我给校长书记写信,建议向欧美大学学习,让青年教师一心一意做学问,不必考虑周围的人对你观感如何,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各种“婆婆”脸色行事。若弄得大家都谨小慎微的,哪还会有什么一流学者。

  如果因现实条件限制,评审制实行不了,那就把四十岁以下的和四十岁以上的分开处理。四十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不受名额限制,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破格提拔”。我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我1992年评的教授,那年我三十八岁,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十多岁了,也做得很好,我怎么好意思去争呢?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规定,四十岁以下的教师,若确实优秀的,院系不用管,直接送到学校来答辩。答辩通过了,不占系里的名额。这个“破格提拔”的评审很严格,一般不会滥竽充数的。若干年后,这个名额才回到系里来。对于优秀的青年教师来说,尽早给吃定心丸,解决后顾之忧,可以专心治学,不至于整天鸡飞狗跳,为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事操心。我给北大校方出主意,最好采用第一策,实在做不到,那就第二策吧。很可能是“说了等于白说”,不过,白说也要说。之所以说这些,有一个基本思路:如何让年轻人感到有希望,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。最近报刊上常见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事记,好多将1977年的恢复高考列入其中。除了“拨乱反正”的政治史意义,还有科学发展人才培养等,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。对于当初的下乡知青来说,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艰苦,而是没有希望。一个时代,如何让最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,这很关键。每个时代都有人才,问题在于,执政当局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,不至于被埋没。人的智力其实相差不大,差别在于居上位者是否给希望、给机会。如果有希望、有机会,那么,很多人就会拼命努力;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最后达成愿望,但整个社会就在这种“努力”的氛围中向前发展。我说过,大学里急需两种人才:一是大家都在抢的学术大师,一是潜力无限的年轻学者。前者可以出高价购买,后者则只能自己培育这点全世界都一样。目前国内各大学都倾向于“选才”而非“育才”,我认为这是一个偏颇。问:我觉得您说得特别对。另一个问题,如果职称只重视科研,那我就不用管教学了。因为教学是一个良心问题,教好教坏完全看你个人,它又无法考核,那我就只管搞科研,不用负责学生了。现在青年老师大部分都是这样。答:今天大学里评职称,确实是以科研为主。大家也都意识到你说的这个问题,教师在教学上投放的精力远远不够。问:您看那个时候的西南联大,本科教育是它最好的教育,然后出了一大批“大师”。答:西南联大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?某种意义上说是“歪打正着”。战争状态下的西南联大,教学科研条件很差,学校甚至专门开会,讨论如何处罚那些没有“按时还书”的学生。因为图书馆就这么点书,对老师对学生都非常重要。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为什么做得好,其中有一点,就是因仪器设备严重不足,教授们没有办法做高深的研究。尤其是理科教授,有学问,但无法做科研,正好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培养学生身上。那些联大学生,比如杨振宁、李政道等,到了美国之后,发现自己的基础比美国学生还好。我们常说,西南联大的学术质量很高,我加了个注,是本科教学特别好。西南联大也培养研究生,但数量不多;联大九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,也就大概等于目前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数。

  说这些,是想提醒大家,对于大学来说,本科教学最重要。有能力,那才开办研究院。现在,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向“世界一流”狂奔,拼命把自己往上拔。可要是没那个条件,挪用了本该用在本科生身上的资源,那是得不偿失的。结果必定是,研究生没教好,本科生也没教好。这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“大跃进”,数字确实很好看,硬件上也有很大发展,教育部认为了不起,我却断言后患无穷,日后得花很大精力来“纠偏”。

  争论的焦点在于,在一段时间内,竭尽全力“把饼做大”,结果会怎么样?可能是“广种薄收”,也可能是“劣币驱逐良币”。就看你的立足点及视野。比如,原来我招一百个学生,现在扩大到一千个,那一百个肯定还在其中;原来只需要一百个教授,现在扩大到一千个,那一百个估计也跑不掉。这种思路,我称之为“广种薄收”。培养的人才比以前多十倍,即便很多不合格,但总有好的吧?但他没想到,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—若风气不好,那一百个优秀学生,被挤到了边缘,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以中文专业为例,最近这些年,每年培养一千多个博士,这些博士是要当教授的,还要当系主任、当院长、当校长,若他们不合格,日后将是何等局面?中文专业底子厚,还算不太离谱;很多“新兴学科”,步子走得更快,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收场。问:陈老师,您觉得,在您的生命历程中,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分别是什么时候呢?为什么?答:最差的时代肯定是“文化大革命”,最好的是80年代。问:80年代给您一种什么感觉?答:那是一个有理想、有希望、年轻人朝气蓬勃的时代。问:看到您对80年代的评价是“元气淋漓”,那您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这个时代?答:今天这个时代,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。问:是不是太复杂了?乱象横生。答:也不能这么说,“乱象横生”这个词太贬义了,有点情绪化。现在这个时代,我更愿意说它“平庸”。整个社会在发展,民众生活在改善,当然,矛盾也在积聚,危机依旧四伏。我之所以说它“平庸”,是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。现时代的年轻人太现实,缺少理想性,很多人不想着“做大事”,整天琢磨如何“当大官”“赚大钱”。我说80年代“元气淋漓”,也不是没有缺憾,而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,你明显感觉到有一股“气”在支撑着。不是单纯的“好”或“坏”,而是那个时代的青年“很阳光”,这点让我追怀不已。问:您90年代的时候还写过一本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的书,您觉得现在,特别是那些年轻学者,他们还有“人间情怀”吗?答:我哪敢说现在的学者“没有情怀”啊。问:您当时不是说到这样一种矛盾嘛,学术与议政之间的矛盾,包括知识分子与媒体之间的关系。您觉得现在的这个状况应该怎么评价?答:其实,还是看每个人如何处理,不好一概而论。我选择的道路是,一边做学问,一边关注社会,既不同于纯粹做学问的书斋学者,也不是特别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人。起码我不写微博

  问:您的博客也是读者开的吧?

  答:哈哈,你一看就知道了。学生告诉我,好几个地方有我的博客。博客必须经常与公众对话,可我从来没有对话过。都是办网站的人为了凑数,帮我开的,随便贴几篇文章上去。有学生建议,我每发一文,他们帮我贴上去,广为传播。我担心涉及版权问题,没有同意。据说,现在没有博客就会被 out,没有微博更是如此。反正我本来就不是“风云人物”,也没有做好整天被人家当话题的心理准备。整天上媒体,这不是我的兴趣。我甚至感叹,现在的年轻教师读书状态不好,心态不平静,跟媒体太发达有关系。这几天读了好些关于百岁老人杨绛的文章,老一辈的“定力”确实比我们强。要说上一代人所经历的风浪,比我们严峻多了,可他们中许多人挺住了,一辈子凭自己的兴趣读书做学问,不趋时,也不媚俗。而现在的年轻学者,不是他们不明白,而是有点无奈,情不自禁地被迫卷入各种“名利场”。问:是啊,他们现在就是一种很纠葛的状态,我们的研究数据里也能体现出来。又要他们读书很平静,另一方面,就像您的那本《压在纸背的心情》,又要他们以不屈服的姿态来对抗“顺我者昌”的时代潮流。他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呢?这不是很矛盾吗?答:不,“平静地读书”和“独立地抗争”,这两个并不矛盾。如果都是基于你的学术判断和政治立场,谈学问谈政治乃至为人处世,是可以自由转换的。真正可怕的是,明知这人这事不好、不对,因为现实利益而强迫自己屈就它、依附它,这对年轻人的心灵伤害很大。假如只是将学术研究和政治表达分开,在灯前是个潜心学问的读书人,走出去又是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,这很正常,没有什么不妥。问:您当时将“学者风范”和“学人”是分开说的。答:对,当我是一个学者的时候,我会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学业;当我作为一个“学人”或“公民”发言,我会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。这是角色分工的问题,不同的位置不一定会造成矛盾,是可以平衡的。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感觉痛苦,并不是这个,而是因为自己的学术趣味或政治立场是 A,可为了顺从领导或评价体系,而故意转为 B。纠结在这个地方。读鲁迅小说,你就明白在外界压力或诱惑下,“躬行自己先前所反对的一切”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。问:但还是不得不干。答:为了生存。这是真正痛苦的。你要是真的相信,觉得你做的是对的,那也行,那你就不会人格分裂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年轻人人格上“分裂”,也就是说,他很清醒,知道这是胡说八道,可为了某种现实利益,只能跟着别人胡说八道。问:我们在深访里接触到很多老师就是这样的。您曾经说过,理想的中国大学并不是“办”在中国,而是“长”在中国。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“中国梦”这个观念,您觉得真的存在一个独特的“中国梦”吗?它的内涵是什么?相对于“美国梦”。答:“美国梦”的意思是,全世界寻梦的人都到美国来,在这个大熔炉里互相学习,并经由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。那“中国梦”是什么呢?

  问:有些人提出了这个词,但是现在众说纷纭。您认为它是一个伪命题,还是确实有一个内涵?

  答:我不明白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,无从评判。你必须下一番工夫认真论证和实践,让我们明白什么叫“中国梦”。比如,这到底是指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呢,还是说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,是说处在底层的人有可能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呢,还是说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道路。所有这些,都是值得期待的“梦想”。最好先厘清概念,要不边界太模糊,说好说坏都不对。问:还有一个问题问您。您看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很有抱负,当然也跟那个时代有关;现在的青年老师,我们猜想,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理想,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再那么高,但是他们自身可能还有“士”的情怀,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往往就是一个生产知识的工人,您觉得他们还有使命吗?如果有,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?还用得着这么高的词来给我提要求吗?好多青年老师就说,我们哪有什么使命,我们就是养家糊口。答:其实,有“经世”情怀的人,永远都是少数。你以为生活在80年代的人全都以天下为己任?其实也不是。只能说哪一种声音比较大,占主流地位。80年代“经世”情怀容易获得掌声,今天则是世俗的趣味占主导。在80年代,你要是公开说,别的我都不要,我就拼命挣钱,大家会觉得你很猥琐。可现在这么说的人很多,而且很得意,大言不惭。这就叫风气变化。很多人问我,历史上北大人不是很有抱负吗,今天怎么也整天想着房子问题?我举了一个例子,去年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,系里给经费,让大学生去做一些文化衫。怎么做,学生自己设计,老师们没有参与。结果呢,图案上有一些小男孩小女孩喜欢的那种趣味,但最突出的是那几个字—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。问: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答:以前谈社会责任,都是正襟危坐,今天则可能嬉皮笑脸的,年轻人会用另外一种形式,表达他们的趣味和立场。我相信,如果需要,他们也会挺身而出,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。老一辈的人或许失望,说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没正经,能担大任吗?我说,因为你没有把“大任”给他们,你让他们怎么承担?就好像一粒种子,需要有合适的土壤、水分、空气,才能发芽、生长,说不定还能长成参天大树呢。

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在线

上一篇:大学科研应体现大气凝重 下一篇:专利:把绊脚石变成铺路石

栏目列表
    推荐内容
    热点内容
    
    bag louis replica vuitton
    cheap new balance shoes cheap beats by dre
    vintage louis vuitton handbags ebay
    nike 5.0 free run
    new england patriots jersey pink